UUUicorn

那天吃饭的时候虎皮说他在cinewiki下面建了blog
和这里差不多，不过多少那里亲切点。
http://jueren.cinepedia.cn/
这里不一定荒废掉，发发牢骚还是可以的

波恩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一次人文的胜利，只要这三部曲还没有被人们遗忘，我们的那位邦德先生是回不到前传之前的那种没心没肺的状态了。

如果说邦德是那位阿碦琉斯，众神为起打造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那么波恩这就是那位被众神阻扰，在海上漂了10年回不了家的奥德修斯。波恩寻找的不是一个故乡（das Heim），而是想回归自己。他渴望摆脱权力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因此波恩体现的（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种谋生之道。《Bourne Ultimatum》里的冲突是“个人”与“权力”的冲突，是一场个体的起义。（《Bourne Ultimatum》里把原著小说的剧情从冷战时与苏联的对抗改成个体与权力的抗衡。）CIA的总部那能监视一切的屏幕，摆出一种众神的全能姿态肆意决定着“某个人”的命运，这种权力机制消除着任何个体性的存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可惜波恩的一次失忆，让“个体”又浮现出来。于是波恩的身体开始为他自己服务，这让CIA头痛不已，而给波恩最大的困扰也来自于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如同回魂的亲人，熟悉感与陌生感合作着产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梦魇。

而邦德电影中的冲突是“我”与“他”的战争，在那里邦德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他者”，一个邪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恶的妖魔化的“他者”，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他们”，邦德肩负的是一个所谓“启蒙开化，带来秩序的民，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主的”暴力使命。所以可以想象《波恩大战007》的结局应该也不外乎：邦德拿枪指着波恩，然后天真无邪的问：“你前面为什么不杀我？”

如果说邦德是电影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特工，他的形象构成了一套语言系统，电影史上无数的特工凭借着这套五星级指南来喜怒哀乐；那么波恩则成了一个“反邦德”的存在，它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特工语言。

《Bourne Ultimatum》里，特工们不像邦德那样香车美人名牌西装招摇过市，他们都有一张平常脸。他们无需在脸上贴上什么塑胶材料或者纤维物质来作伪装，朝人群里一钻就隐身了。而且波恩依靠的不是Q博士YY出来的各式玩意，而是强大的生活常识，这是“折椅武器说”的完美应用，电扇、手电、喷漆罐甚至一通报警电话，这些到了波恩的手里都拥有了一种武器的效果。而相比之下，邦德就如同电视导购里产品使用示范员，“这支神奇圆珠笔有着无穷大的威力，只要你按两下，它就会在15秒内爆炸，如果你想取消的话只需再按一下，爆炸程序就会自动取消，是不是很神奇很好用啊？你是不是有了想拥有的冲动？不要犹豫，立即拨打Q博士热线就可以方便订购，现在只售99.9美元哦，千万不要犹豫，我们要坚持先发制人，不然你只有挨炸的份咯！”

《Bourne Ultimatum》里城市形象也与007里形成鲜明的反差，导演Paul Greengrass在一次采访中提到《Bourne Ultimatum》里的城市的形象不是旅游性质的。这里没有异域风情，没有奇观壮景，波恩在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不是游客，不是异乡人，所有的陌生感够集中在了他对自己的感觉上，城市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陌生的是他自己。

由此可见，快速的剪辑、手持的摇晃镜头等等一系列为广大影迷同胞们津津乐道的这些手法，无不为了体现出波恩的一种“个体性”，一种与大众的亲密性，同时这样的人物与故事的设置也反过来使这些手法体现出了更好的效果（反面教材请看《迈阿密风云》）。

《皇家赌场》开始，007似乎有点人性了，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继续下去。间谍本身带有的一种极为压抑和黑暗的成分，因此在这里探讨人性话题更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张力。如果间谍片一味的注重外包装，真正失去的是“对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和相互依赖的意识”。

8月期的《书城》第一篇文章就由顾铮同学暴了一个大八卦，关于小津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经历和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而其中报料的来源主要来自两个，一个是93年出版的小津的《全日记》，一个是38、39年期间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慷慨陈词。

之后《东方早报》就节选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成了一篇“扒开小津的画皮”式的文章，先看我们的早报节选了哪些内容
，文章节选了顾铮那篇文章的头和尾，以及一些顾铮的观点和小津在媒体上的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而被删除的是所有小津日记里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媒体上的小津和日记里的小津：
媒体中的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选自《大陆》杂志1939年9月号，《全松竹》1940年2月号，《都新闻》1939年7月16日晨刊，《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7日晨刊。
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兵不是人”“砍人就像时代剧一样，可以想象”“想拍一部奋勇杀敌的电影”“一点也不想电影的事，全身心地投入战争”。。。。

而日记中，顾铮节选的几段分别是“修水河毒气战的流水帐”（1939.3.21），“部队长杀死无辜老太”（摘自小津嘱咐的“禁公开”的日志），“婴儿在行军队伍中的场景”（1939.4.4）“引用欧亨利的话，发表人生感慨”（《阵中日记》），“抄写中国政府当时给宣传人员的《对敌士兵宣传标语集》”“关于慰安所记述两则”（分别是在给野田高梧的信中，和1939年1月13日的日记中）

相对于媒体上发表的那些慷慨的有些禽兽，激昂的有些泯灭人性的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日记里的记述则有如旁观者的记述，顾铮同学通过冷热的对比，看出了两者的差别，但却把这作为分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两棵绿色棕树之间是灰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裂的日本人格典型一笔带过，但是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一对明显的矛盾：

《大陆》杂志1939年9月号载“在战地我不想电影的事。一点儿也不想。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彻底地成了一个士兵。”这是小津再从中国战场回国后的厥词。
而在他的日记里同年4月4日，他记述了这么一个场景：“从安义到奉新的途中，在通往靖安的三叉路口，残敌与当地人陈尸路上。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在玩弄干面包袋。眼睑上有血淌下，凝结在脸颊上，他根本无所知觉，哭哭停停。没人知道他身边的穿蓝衣的当地人是不是他父亲。大家都加快脚步，想在那个看上去伤心透顶的婴儿哭出来前走过去。在追击途中，谁也无法关心婴儿。路上的四列行军队伍被这个婴儿分开，呈左右两列。帮带裹着的大脚，一脚踏上去就会成为粉齑的婴儿，他在队列中玩耍，菜花正好做了背景，成为电影的画面。不过这也太像电影了。拍摄这种场面的露骨构思，就会令人想到Hearts of the World中瘸子父亲和他女儿的场面。不过这可不是构思出来的。现实的痛心景象。令人揪心。”

两段一比较就知道，媒体上的话是乱说的，再说小津同学在中国战场上拍摄了四千多张照片，如果他不想电影的话，他拍那么多照片，收集那么多素材干吗？转行做历史系教授么？

这里所引发的真正的问题是，媒体上的话是不会是真的？报纸利用其传统和固有形象，使其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具有“令人相信其真实”的属性。但是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当时的日本媒体就知道了，根本没有言，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论自由，法西斯政权对于新闻机构的审查和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就如同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产量报道一样，当时的日本媒体笼罩在一种狂躁的非理性精神病之中。小津的话究竟是不是被歪曲和夸张或者纯粹是命令性的创造？或者小津同学在进入媒体的时候是不是像进入军队一样也立即变换人格和角色，而大放厥词？我想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而小津的那些照片和日记自然也必须成为做出结论的重要证据。而且我们所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小津的目光所及而是小津的目光本身，他是以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待这战争的现实的。

小津对于战争的态度的确不怎么地道,他没有反抗或者逃避,只是任其摆布,从其军衔的替身就可以知道他干的不能算坏,相比而言三船敏郎在华从军的时候就没这么老实了,这也使得他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升官。或许小津把他的人文情怀都锁进了内心/日记里。但是这无法阻挡他背上麻木和却懦的骂名，这与其战后对于战争的不评论状态也相符合。但是，如果要确认媒体上那个丧心病狂的小津，单靠这些片语绝对是不成立的，这只为我们提供了小津图像的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事实。正如顾铮同学在《书城》的那篇文章里的主要观点，战争的经历可以给我们重新认识小津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来探索小津的世界。但是毫无疑问，这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结论，虽然作者有所偏向，但无外乎是观点。

可是，《东方早报》上的这篇缩小版就不一样了，日记内容全部被删去，留下的只是那个疯狂小津在媒体面前的叫嚣。我不清楚这个删节是顾铮所为还是早报所为，但是着实让人气愤。它在利用普通大众对于日本侵华历史的态度！因此这个事件到了这里就不单单是一个电影史的问题，而成了关于媒体道德的问题。

身为媒体，应该了解到自己拥有“变声”的功效，这是一项禁忌的内容，如同 ** 等等一样，是媒体的道德禁忌。如果没有《书城》的那篇文章，那么早报通过这篇的确可以提出一个小津的形象，而对这个形象进行进一步讨论则通过其他报道的其他证据的介入重新塑造形象。可是现在明显两篇文章属于同根异体，那么这个删节就值得关注，对于一篇重塑人物形象的文章，在现成的不多的材料当中，早报舍弃了当事人写给自己的日记，而选择了相信通过法西斯滤镜传出来的声音，这种选择实在是。。。。。这篇文章所导致的后果，充分体现在了网上的评论中，小津几十部电影积累下来的平静温婉敏感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多重人格患者。。。。

正如前面我说的，媒体的责任不单单在于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目光所及，更多的信息，而且还要提供一种目光，一些思考的渠道和通途，而不是通过信息的刻意选取，来利用读者的情绪，以达到流行的目的，如果这样的话，和法西斯媒体利用民众又有什么不同呢？

Supper at Emmaus Caravaggio
oil on canvas (139 × 195 cm) — 1601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Supper at Emmaus Caravaggio
oil on canvas (141 × 175 cm) — 1606
Galleria Brera, Milan

卡拉瓦乔经常为自己的画花好几个版本，他的这种习惯真有意思，这样高的自觉性在画家当中简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圣彼得和克里奥帕斯（此人好像只有在路加版里出现过）两蠢货和人聊了半天才发现对方是自己的老师 ，两个版本里两人手的姿势互换了一下，而耶稣的长相也从路易14型转变成了阿提拉型。。。

先来个笑话。
Sidney Webb（费边社老大）看完瓦格纳的歌剧后，被人问道对歌剧感觉怎么样的时候，他回答道：“噢，是的，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碰巧坐在Herbert Samuel（当时英国只有党的政治领袖之一）身后，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和他就妊娠期疾病的发生进行了一次十分有益的交谈。”
ps: Webb一辈子就听过这么一次瓦格纳。

费边社的成员是一帮文雅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精力充沛，一方面又讨厌革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命或者运动，不肯舍弃他们那些闲暇的工作，他们都来自中产阶的痰盂，我经过的时候常看见老人将秽物倒进河水，还在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擦着金属面，磨出笨拙的窸窣声级，他们善于利用中产阶的痰盂，我经过的时候常看见老人将秽物倒进河水，还在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擦着金属面，磨出笨拙的窸窣声级的良心不 安 ，同是又善于抚慰他们的良心不安，他们团结友爱，几乎找不到那个夜晚某个费边社的头脸人物没有和其他的费边社兄弟呆在一起，虽然他们最庞大的时候也不过1000人。

他们应用着费边将军的迂回战术，每次都有战果，但是从来不会有决定性的胜利，哪怕后来工党上台也只不过把他们追成了思想教父。

他们柔和的态度肯定是无法理解托洛茨基带领着那群老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和斯大林的官僚之间的惨烈斗争，他们自然也看不起早些年雅各宾派们的精神分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两棵绿色棕树之间是灰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裂作风。

因此，当费边社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激越的思想和铿锵的辞藻，文雅而彬彬有礼的举止，真挚而持久的感情，一副典型现代资产阶的痰盂，我经过的时候常看见老人将秽物倒进河水，还在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擦着金属面，磨出笨拙的窸窣声级社会的斯巴达社团啊！堪称塞斯比厄洛斯节上无休止的颂歌比赛！啧啧

材料：鸡蛋三个，咸鸭蛋（生）两个，木耳少许（水发后，切成细末），生姜50~80克（切成细末）
佐料：米醋，糖（加生姜末调至适合自己的口味，150克），水淀粉
操作：
1。鸡蛋、咸鸭蛋去壳，不用搅拌，咸鸭蛋的蛋黄事先弄碎
2。热锅，加油，50克
3。油锅热后，将蛋下锅，等蛋白稍微有些凝结，再把蛋黄剁碎，但不要划得太碎，下木耳
4。翻炒，倒入调料，翻炒
5。起锅前，加入水淀粉，等少有凝结，即可起锅（即是蟹膏）
6。酸甜可口，蟹香扑鼻-_-

Frederic Dard的《晨梦消魂》（Le Cauchemar De L'aube)太适合改编成电影了，可是竟然只有73年的时候被拍成了一集电视。厄舍式的古宅，脸涂得像能剧演员一样的古怪贵妇，灵柩式的黑色大轿车，隐晦的欲望，审判式的复仇。。。
电影应该是从海边的女子开始，她沿着街道散步，在乐器店的橱窗前驻足良久，吸引她的是绸盒里的口琴，然后会有一个男人向她搭讪：“你喜欢音乐？”女子悲伤的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开。。。。在她路过码头的时候，有个男人正在专心致志地作者一些木活，他没有看见她。但是，当摄影机靠近他的时候，他会停下活儿，看着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女人离开男人的故事。女人总是会突然不见，离开、失踪、死亡，或许染上了霍乱。
包法利夫人也就这样离开了包法利先生。但这里流行的不是霍乱，福楼拜说它是一种无限大的东西，它会让你和你自己分离开来。为了证明它在永维无处不在，福楼拜给市长起的名字是Tuvache（母牛），律师是Hareng（鲱），而莱昂的未婚妻是Leboeuf（牛）。它在药剂师那里叫做西班牙芫菁，或者是芒萁涅拉树，而到了爱玛和莱昂那里则被称为“海边的夕阳”、“森林边缘的牧场”和“能够提升您灵魂的海洋”。。。

1。当莫丽娅乘着长颈鹿拉的车子去雷神之窟朝圣时，被奥兰多·贝贝用冰冻甜点心和绣着桃子、苹果及小马图案的餐巾引诱到努克齐亚。

2。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条消息是美国一科学家声称用铝镓合金可以阻止铝表面的氧化层生成，从而使铝可以从水中轻易置换出氢气，从而能够取代危险不实用的高压氢气源，成为最理想的环保能源。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戈尔的环保演出会产生多大的污染一样，似乎没有一个媒体提及了置换后的铝粒该如何回收和还原。。。。

巴黎一大的教授们并排坐在长桌的一侧，交头接耳，主持人和翻译分别坐在桌子的两头，摆成一幅最后晚餐的架势。所有的观众都坐在下面，观望着台上，但是没有人会发现犹大，因为背叛者是永远不会在现在进行时里出现的。

整个房间的装潢布局与外面七、八十年代法式荒诞的复合木板风格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种现代的精明的工商业界作风，这与回荡在房间里的哲学主题形成了一个嘲弄式的复合词汇。因此当康布斯纳教授指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最后只是一场巨大的失败，整个房间就越发陷入到一种带否定前缀的复合形容词的颓靡当中。

主讲的三位教授向人们极大的呈现了一种基因上的能级跃迁，将世界整理的井井有条的笛卡尔专家今天的主题是那位把世界看成神秘复杂体的德里达。而讲梅洛庞蒂的巴拉巴拉教授长得酷似福柯，只是脑袋小了点。而最后一位似乎有松狮犬血统的女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恰恰就是福柯，而她的简历里标明了她是那个博学的近乎渎神的亚里士多德专家。

整个演讲过程平淡无奇，翻译的蹩脚错误替代了职业演讲家的定时俏皮话。这多少让提问时间的气氛稍稍活跃了些。
Q：您认为梅洛庞蒂的左手摸右手那套玩意有什么现实上的应用和影响？
A：它在截肢患者的临床治疗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蹩脚的问题，蹩脚的答案，但是却构成了一幅超级有趣的场景：
在普罗旺斯的一家疗养院，护，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士陪着巴拉巴拉教授在喷泉边散步。
——噢，不要在沮丧下去了，教授。你会慢慢习惯的，不要去想着她了。
——对，教授，她是离开了你，永远的。她不会回来的，所以你要适应没有她的日子。
——我知道，教授，我知道，她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她甚至带走了你的一部分灵魂，但是你要振作起来，你看康布斯纳教授，他失去了两个，both！可是他用嘴巴就能下赢这里的所有人，他嘴里叼着皇后的时候，没有人敢小看他。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之后我们从会场出来后，在咖啡馆的胡扯，但是现在对这些的美好记忆进行诠释还为时过早，还要泡一会，要泡得发皱了，曾一种通透的粉红色才行。。。。

一大早跑到图书馆里写论文，天气糟糕得要命，极力模仿着那些参考文献，试图表现出一种科学的乐观主义，但是写着写着就错乱了。论文的第一句是：世界正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可我满脑子想的却是巴别塔的悲剧，不知道这是结论还是诅咒。科学正不断的细化下去，如同植物的根脉，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开始退化，老人死在电脑屏前无人问津，教堂退化成为洞穴。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先是倒霉的大雨，然后又是咄咄的闷热，溃疡还在嘴里隐隐作痛。
饿得慌，但是毫无胃口，食物勾不起任何欲望，不停的喝水，不停的上厕所，在通风的楼道里走动多少有助于情绪的平复，随手拿了一本人家看完就扔桌上的书——《意大利的黄昏》。
我从来没有读过D.H的小说，唯一的印象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妈带着我逛书店的时候买了一本《儿子与情人》的原版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买下这本书，我知道她买来后从来没读过，连翻都没翻过。难道仅仅是天蝎座女人一时的购物冲动么？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我的月亮落在天蝎，注定受到母亲极大的影响。我一直在思索，与N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究竟是有没有削弱月亮的影响，还是某一程度上反而在加强这种影响，虽然那时她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该死的女人。”我只能在自言自语的时候表示对女人的不满。
“Triste.”那个外号叫Il Duro的家伙对着D.H说，或者只是在喃喃自语，只是被D.H听见了。“Ho visto troppo.”我不知道一个铁石心肠的意大利汉子说出这些意味着什么，但是至少我对世界还充满了好奇。
——E bello...il ballo?
——Si,molto bello.
装着一条木腿的伐木工猛烈的抖着肩膀，带着来自英国的“Bella Bionda”欢快的跳舞，把英国小姐一次又一次的抛入眩晕当中。在意大利没有耐用的肌肉可不行，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Essere,o non essere.哈姆雷特的名言显得水土不服。D.H说意大利人只对情感感兴趣，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运动。邓南遮用词语控制着血液，虽然废话连篇，但是意大利人还是奉其若神。
昏暗的甬道边，他甩甩黑色的短发。“Venga,venga un po.”这是赤裸裸的勾引，但是你无法拒绝，除非你换上一口德语“Ein frecher Kerl!”
广场上的年轻人唱着歌，“Tripoli,sara' italiana”。第波里，这个名字让我想起阿兰德龙那嘲讽似的鼻音，但是他欢快的形象是在法布里契奥亲王忧伤嫉妒的目光中被描绘出来的。
我花了15分钟草草翻完了D.H的这本游记，只看了注释和那些外语。我不知道D.H究竟写得有多好，我只明白了一点，我这人抑郁不起来，这个结论写在这里多少有些意大利童话结尾的味道。但是我们活着多少也应该巨蟒一点，对法。